向应用型转变是地方院校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回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诉求的必然选择。当前，学界已围绕应用型转型的方向、价值及实践进行了一定探索。有的着眼于内涵价值的厘清，如：钟秉林等(2016)指出，高校转型发展的主体是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目标是成为应用型高校或者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培养定位是本科应用型人才；鲁武霞(2017)强调，应用型本科高校转型既是国家层面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战略举措，又是这类高校寻求生态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有的着眼于政府层面政策的发展变化，如魏署光等(2024)以138份中央和省级政策文件为样本，认为转型发展政策具有偏向于使用能力建设性政策工具、政策内容碎片化以及政策内容要素与政策工具适配性不足等特征。还有的着眼于高校内部改革，其中，一部分研究探讨单一领域的变化，包括人才培养、师资建设以及学科发展等，如：顾永安(2016)提出，地方本科院校在今后转型发展中要更加关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四个变化”；郭建如等(2021)强调地方本科院校转型要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少采用行政强推办法，在学校层面还要特别注重发挥办学定位、理念与规划的引导性作用;阙明坤(2022)建议，通过改革教师选聘和评价机制、提升教师开发应用型课程能力、深入改革教育教学和评价方法以及搭建产学研合作发展平台来化解挑战。另一部分研究则关注高校的整体发展，如：孙诚(2019)认为，应用型本科高校有责任进一步提升应用型人才供给，探索建立动态编制管理机制，依据区域发展需求打造应用型核心专业，制定分类科研评价制度提升服务能力；徐向明等(2020)将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转型的路径归纳为争取多方支持、优化学科专业、深化校企合作以及加强平台建设。但目前对于一些重要议题，如地方高校转型的发展脉络、转型实现程度的衡量标准以及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等，都还需要更加系统的梳理与分析。因此，立足产教融合背景，阐释我国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内在逻辑、基本表征及生成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改革思路、创新发展模式。
20世纪末，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我国一方面合并和组建了综合性多科大学，另一方面通过升格或新建的方式，促使一大批高校成为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的大量出现，既源于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水平提升对高层次专门人才需求的增强，又源于综合国力提升和国民收入提高带来的大众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强烈意愿。由此，高等教育开始了扩招之路，更多的地方院校也得以建立。总的来看，高校扩招有利于壮大高等教育的总体实力，大幅度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青年的就业期限、减缓了就业压力，为保持社会稳定、缓和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匹配的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经济逐步从粗放的高速增长转为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情势下，新建本科院校也面临着从扩大规模转向内涵建设的新任务。扩招在为高校发展带来新契机的同时，也使他们面临着更多的内部压力与外部挑战。在高校内部，教学、管理、师资和设施等方面都需要与学生人数相匹配，与本科院校的发展要求相符合；就外部而言，高校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如何在众多的学校中脱颖而出、获取各方的认可与资源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与老牌本科院校相比，新建院校在发展历史、文化积淀、社会品牌以及办学水平等方面都不占优势，也难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简单照搬和复制传统大学的发展路径。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大以及体系日趋复杂的情况下，高校分类发展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广大地方院校在转型态度、转型领域以及转型走向等问题上也经历了从理念逐步澄清到行动日益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分歧与迷茫(2014—2015年)。新建本科院校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快速增长之后进入稳定状态，亟须有新的突破以实现更大的发展。2015年，教育部、发改委和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推动转型发展，使高校把办学思路真正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来，转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来，转到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上来，转到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这为广大地方院校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各地方院校则因办学历史及重点的差异，出现了不同的反应：部分已经在服务地方校企合作方面具备一定经验的高校，将此视为改革良机，希望借此实现错位发展，立足区域来追求卓越；部分缺乏与行业密切合作但又不适合学术性道路的高校，对于如何定位、是否转变等表现出不确定性，既希望有所提升，又对自身的既有基础和实际能力存疑，也尚未厘清未来的改革方向与路径；部分办学时间较长、综合实力较强的高校则认为，面向应用的定位与其发展理念并不相符，从而不愿转型。在该阶段，新建本科院校内部就转型问题并未达成共识，而是多种想法和意见共存，在加强自身认识的同时，也需要外部更多的引导与支持。 第二阶段是彷徨与博弈(2016—2017年)。2017年，国家进一步出台了鼓励和促进高校分类管理的文件。国务院颁发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推进高等教育分类发展、合理布局，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教育部颁布《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指出以人才培养定位为基础，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该文件还归纳了三类高校的特点，其中应用型高校“主要从事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以上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并从事社会发展与科技应用等方面的研究”。与此同时，以2015年指导意见为参照，各省(区、市)也纷纷出台政策，通过选择认定试点示范院校来推进转型工作。例如，上海市按照人才培养主体功能和承担，将地方院校划分学术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和应用技能型四种类型；按学科专业设置和建设，又划分综合性、多科性、特色性三种类型，形成了“十二宫格”高校分类体系。又如，浙江省确定了41所普通高校作为“加强应用型建设试点本科院校”，并已遴选了两批应用型建设试点示范院校，以实现高校特色发展，加快构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如果普通地方院校能够跻身其中，既有利于明确办学方向，有效凝聚力量，又能够赢得社会关注度，提升自身声誉，还可以更顺畅地从政府和产业界争取发展所需的各类资源。由此，更多的高校对转型的态度开始从困惑、等待及犹疑转变为逐步接纳、谨慎试探乃至主动争取。不过，不少院校的转型仍然流于形式，并未跳出传统的工读交替、校企合作及产学研结合的窠臼。 第三阶段是认同与顺应(2018年至今)。一方面，新建本科院校对于转型开始持认可与接纳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如何深化教育界与产业界的有效合作和协同发展，仍然在理念上存在困惑、在行动上难以深入。产教融合则为此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指引，国家对于产教融合问题的重视也并不局限于职业教育领域，而是敦促更广泛的高校特别是应用型高校投身其中。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急切要求”，强调教育与产业有机协调是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和整体要求。自2018年起，各省(区、市)也出台了一系列产教融合文件。在我国经济已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和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教育与产业的良性互动和统筹融合已成为必然要求，而地方院校在理顺产教关系、解决供需矛盾以及促成双方协调发展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随着招生、师资、教学、研发及服务等领域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高校日益感受到由转型带来的丰富内涵与质量提升等变化，开始了不少更具创新性的探索，因而对应用型高校建设的态度也逐渐从被动加入转为主动参与，从局部试点转为全校推进，从权宜之计转为长期规划。 可见，我国地方院校转型发展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高校是高深知识汇聚的场所，肩负着培养学生专业素养的使命。高深知识既可以是纯理性知识，也可以是实践性知识，因此高等教育承载着学术性与职业性两种属性。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走向普及化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其服务功能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和重视，而且教学与研究职能也不能只考虑教师个体的兴趣和学科的逻辑，必然要兼顾市场的导向、国家的利益以及公众的需求。特别在知识产业化的背景下，高校向应用型转型能够加速知识的更新与转化，减少人为的割裂、肢解及碎片化问题，助力教育界与产业界协调发展、合作共赢。一方面，产教融合作为国家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一直在持续推进与不断深化，这既为高校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保障，也对转型的广度、深度及效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进入新时代后，各方对于产教融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已经不再是传统的产学结合或者松散的校企合作，而是在满足产业实际需求并尊重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企业深度参与，高校整体变革。高校、企业与政府间建立起真正密切的三螺旋关系，以及开发多样化的合作模式、实现各方利益的有效制衡、打破部门隔阂和行业壁垒，都要求转型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而非局域的调整。另一方面，转型为高校提供了一条差异化的发展道路。应用型高校以培养产业所需的高层次生产、管理和服务人员为教育目标，主要从事实践性、开发性研究活动，立足地方特色，致力于区域发展。高校依靠转型能够将先进的产业技术、前沿的产业知识以及优秀的产业文化引入教育领域，将教育规律与市场需求相互结合，对于内容陈旧、口径过窄的专业进行迭代更新，确保课程体系与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相适应。高校立足地方实际，不但能更充分地利用区域资源，而且能更有效地凝练特色，并通过切实履行高等教育的核心职能来为地方贡献人力资源、促成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提高服务水平，获得社会更多的投入与更大的支持。强调应用导向还有助于高校强化管理模式、管理制度，改革运行机制，增强办学灵活性，进而激发各界参与高等教育事务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由此可见，地方院校向应用型转型能够更好地调动和挖掘自身优势，并与社会保持更紧密的联动。地方院校通过借鉴产业经验、吸纳异质性要素来实现改革和创新，从而实现与现有资源的共享整合并推进战略变革。
地方院校转型是一个集体创新创业的过程，普遍需经历“建设合格的本科院校”“培育办学特色”“创建应用型品牌大学”三个阶段。由于在层次类型、办学历史、办学体制、学科专业布局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地方院校的转型发展之路不尽相同，生成表征也多维多元。美国学者伯顿·克拉克在《建立创业型大学：组织上转型的途径》一书中总结了欧洲五所普通大学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的经验，发现这五所大学在起源、发展轨迹、发展环境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它们的转型发展过程有五个共同要素：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拓宽的发展外围、多元化的资助基地、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和整合的创业文化。地方院校转型与创业型大学转型存在相通之处，两者都是传统大学面临的一次彻底、全面的组织转型，前者的转型目标是应用型大学，后者则为学术资本导向的大学。基于此，下文参考伯顿·克拉克的观点，将地方院校转型发展生成的表征概括为以下五大要素：体系化的顶层设计、强大的科技服务能力、丰富的产教融合平台、多元化的经费来源以及积淀的应用文化。五大要素的生成表征如图1所示。
其一，体系化的顶层设计。转型发展本质上是地方院校在完善顶层设计基础上的深层次结构性变革，其基本表征之一是从顶层设计着手，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理顺高校、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完善高校内外部治理结构。地方院校利于转型的顶层设计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应用型发展战略应当进入学校章程和中长期发展规划。章程被称为高校独立办学的“基本法”，由地方高校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框架内自主确定，并经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详细规定了高校的办学目标、组织架构、主体互动和运行机制，是高校创设其他规章制度的基本依据。在章程建设的过程中，地方院校需明确规定学校的应用型办学定位，并指定专门的机构定期对章程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其次，地方院校的组织架构也应当体现应用导向。例如，专门成立社会服务与合作处，负责对外服务；建立健全学院制，强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使学院成为对外服务的重心所在。最后，地方院校需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依照“政府宏观调控、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的核心内涵，地方院校构筑现代大学制度包含宏观和微观，也即“他治”“自治”两个维度。“他治”可理解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顶层设计，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行政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投资体制等。“自治”则可理解为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涉及人、财、物、信息多个方面，包括教学管理制度、人事分配制度、财务制度和科技管理制度等。 其二，强大的科技服务能力。形成利于转型的强大科技服务能力，是地方院校转型发展的核心。从高校职能演进的视角理解地方院校转型发展，其关键要义是高校职能重心的调整，即通过应用型技术研发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社会服务职能得到凸显。地方院校依托区域而生，为地方提供科技服务和智力支持，对接地方行业产业需求，与地方发展共存共融。地方院校强大的科技服务能力主要体现在：一是形成一支具备良好科研基础、具有较强区域服务能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教职工队伍，且各类资产和实验平台建设卓有成效，能为教职工开展科技服务提供保障；二是教职工具有承接各类科研项目尤其是横向项目的能力，科研经费达到一定数值；三是注重成果转化及应用，依托科研职能，将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或直接参与技术攻关、科技服务及决策咨询。 其三，丰富的产教融合平台。搭建利于转型的产教融合发展平台，实现教育与生产的有机协调，向外拓展发展空间。促成产学研一体化是地方院校转型发展的关键，也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优质的产教融合平台有利于耦合地方院校、政府和社会三方力量，为三方共同开展科技研发、应用型人才培养和项目协作提供载体与联系渠道。基于区域和自身发展优势，地方院校构建的产教融合发展平台可大致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高校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部门)、龙头企业在校内外共建的研究院，其采用灵活多样的运行模式，开展相关的研究、咨询与合作。高校与地方政府共同组建的研究院多为高校智库，旨在发挥高校的智力优势，汇集社会意见，研究政策问题，发挥咨政作用，从而为提升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提供支持。高校与行业协会(部门)、龙头企业联合组建的研究院主要面向生产，重在研究行业发展，提供技术依托，促进成果应用。第二种是面向行(企)业，地方院校与行(企)业紧密融合，共同建立的行业学院、产业学院或特色学院。这些虚拟或实体的学院主要以项目、中心、基地、联盟等形式存在，同时被赋予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应用研发多重使命。第三种是地方院校在众创时代，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一体化、低成本服务的众创空间、孵化器或科技园。依托广泛的社会资源，这些创新创业平台在帮助地方院校学生接受创业教育、提升创新创业意识、孵化创新创业方案、获得投融资对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四，多元化的经费来源。稳定充裕的办学经费投入，是地方院校实现转型发展的保障。一直以来，地方院校办学经费来源主要包括政府拨款、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此外还包括附属单位上缴款项、科研事业收入、投资捐赠及其他创收。其中，政府拨款体现为地方政府直接给予的资金支持以及在征用土地、免税等方面提供的优惠政策；学生缴纳的学费和住宿费是教育成本补偿的主要形式；附属单位上缴指资产经营公司、附属学校、附属医院等上缴的款项；科研事业收入包括学校教职工及学生获得的各类横向和纵向科研收入；投资捐赠指学校获得的各种社会投资和捐赠；其他创收还包括投资理财收益、租金收入、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等。实现应用型转型后，地方院校的经费来源结构将变得更加多元。第一，政府拨款、学费和住宿费仍是地方院校重要的经费来源，但它们在经费中的占比将有所下降。第二，地方院校通过承接科研项目、转化科研成果、开展科技咨询、从事科研合作等方式，获取一定数量的科研经费。第三，继续教育是地方院校发挥社会服务功能、培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实现与区域经济社会联动发展的有效手段。与此相伴，应用型高校能够也理应通过开展包括各类短期培训在内的非学历教育获得办学资源。第四，作为落实产教融合、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途径，地方院校与行（企）业、科研院所等社会力量和用人单位“合作育人”，并获得一定的经费支持，亦是地方院校筹措经费的可行路径。第五，地方院校的办学经费来源还包括后勤公司、宾馆、医院、学校等地方高校附属的对外经济体所获得的盈利。 其五，积淀的应用文化。办学理念与文化是地方院校转型发展的价值追求和内在灵魂，是教育领导者对地方院校“为什么存在”“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等基本问题的理性思考。伯顿·克拉克认为，强有力的驾驭核心、拓宽的发展外围、多元化的资助基地、激活的学术心脏地带和整合的创业文化五大要素对创业型大学的建设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其中，整合的创业文化是关乎全局的核心思想，其余四大要素都是其发挥作用的手段。类似地，地方院校转型发展需确立起利于转型的办学理念与文化，为前四大要素的实现提供整体性的理念引领与价值观指导。地方院校利于转型的办学理念与文化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经世致用”的应用文化。地方院校应坚持应用型办学方向，强调学以致用，将治学与实践有机融合，以务实、灵活的姿态对接区域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各类教育教学资源、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需求，成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第二，“开拓创新”的开放文化。地方院校应坚持开门办学，面向市场需求，增强学校与社会各界的交流和合作，加强校内各部门与各类人员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形成多方“合力育人”的良好局面。第三，“相辅相成”的服务文化。地方院校应立足地方，在服务地方发展、凝练地方特色上下足功夫，通过持续稳定的校地互动实现整体提升。
地方院校在面向应用型的转化过程中，立足区域发展和自身优势，形成了不同的转型模式，如面向行业需求立足组织变革的产业学院、对接产业链实现专业重组的专业集群以及侧重实践强调个人成长的创新创业教育等，其各自的生成方式皆独具特色。
其一，产业学院的生成方式。产业学院是高校立足现有院系设置，与重点企业相互合作建立起来的虚拟或实体二级教学单位，面向生产实践，服务特定产业领域。产业学院是高校与产业联系的桥梁，有利于教育界与产业界进行资源整合和优势互补，需要多重要素的共同支撑才能得以建成。一是确立高校与企业的共同领导。产业学院不同于传统的二级学院，不再由单方力量主导，而是由教育界与产业界共同治理，因此合作双方必须真正形成联盟，构建统一战略，在尊重双方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目标。二是增强内部核心竞争力。产业学院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在吸纳外界力量的同时，也离不开高校内部原有院系及师资的介入。产业学院所涉及的院系要认真思考转型问题，贯彻产教融合的办学理念，强化产业技术的吸收能力，提升应用知识的实践水平。三是构建富有弹性的合作运行模式。产业学院要不断对外拓展空间，打破传统学系的制度桎梏，广泛与产业单位建立联系，依托项目、平台以及基地等更为灵活、更具实践性的方式，带动地方院校顺利转型。四是形成相对稳定的资助渠道。由于产业学院可持续发展需要利益相关方的财力、物力及人力支持，高校与企业可以依据自身的资源优势，采取灵活的投入方式，以保障产业学院的正常运转。五是注重制度文化的创新。产业学院代表着一种不同于传统学术组织的新形态，其生成和壮大也需要从等级化、规则化的文化转变为开放性、灵活性的文化，并有赖于一系列制度的保障。
浙江树人学院经过十余年的应用型改革，已探索出一条以产业学院为牵引的特色发展道路。该校的校企合作从实体班、虚拟班以及实习基地等形式起步，伴随着合作的深入，一方面校内各方对于“注重应用、服务需求”的理念已经达成共识，另一方面校外各界对于合作的深入性、规范性以及持久性等方面的需求日益迫切。在这种情形下，高校与企业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产业学院的建立成为必然趋势。借助产业学院的驱动，高校内部也开始了持续改革，采取了开设应用型课程、“千人业师计划”以及教学质量评价等创新举措。产业学院从建立之初就采用校政、校企、校行和中外等多种合作模式，构建了深度融合、应用导向、柔性管理以及共同治理等机制。合作企业通过注入资金以及设立奖学金等方式，支持产业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在文化建设方面，浙江树人学院秉承的教学服务型大学的办学理念也为产业学院的建设营造了良好氛围。
其二，专业集群的生成方式。美国学者迈克·波特在1990年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集群发展的概念，使得产业集群开始在经济学领域引发重视。在应用型转型的驱动下，部分高校为了更好地实现与产业的联动，提出了专业集群的建设问题。专业集群是由具有相同或相近学科知识体系基础的相关专业统整而成的集合，具有节约办学成本、发挥规模效应、提升竞争力等优势。专业集群试图纠正高等教育过度专业化的弊端，致力于兼顾学科发展规律与产业发展需求。借助于伯顿·克拉克关于大学转型五要素的框架，专业集群的生成需要如下条件的综合作用。一是建立集中式管理。高校的专业往往分散于不同的院系，且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如何将其汇聚、调整及重组，必然需要借助集中式领导，否则集群只能是拼盘式而非融合式，难以体现成效。二是注重高校内部革新。专业集群需要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各方关系的协调理顺，如教学内容要注重引入实践知识，教学环境要强调提供真实场景，教学管理要更具开放性。三是探索灵活多样的协同路径。要建立由企业代表、专业负责人以及高校管理者共同参与的集群管理组织，建立产业教师长聘制度，以密切与外界的联系、吸纳优质资源并根据产业变化作出动态调整。四是保障多元化的资金来源。要真正促成专业群结构与产业链体系的契合，不仅需要高校与企业双方的紧密合作，还需要争取国家资助和社会资金，提供充足的经费保障。五是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体系与文化氛围。专业集群的建成既要立足行业的改革动态，又要尊重学科的逻辑、规律及特色，在全校形成一种适合产业发展趋势、主动凝聚相关专业及动态构建集群的良性循环态势。
常熟理工学院在专业集群的萌芽、培育及深化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一条富有特色的转型路径，较好地践行了学校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和以理工为主的学科专业定位。该校设立了专业集群建设与管理委员会，实行分层管理制和多级责任制，明确各方权责，推进规范运行。围绕着专业集群的建设目标，该校对专业和学科进行相应的调整，确立了八组应用专业群，如：机械制造包含机械工程、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以及汽车服务工程等专业，服务于电梯、汽车零部件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管理工程(生活性)以公共事业管理、工程管理及酒店管理等为核心专业，面向文化产业、旅游业及房地产等领域。基于协同发展的考虑，该校努力拓展外部资源，建立了政府引导、学校主导、行业企业深度参与的三方共建共管的“应用人才培养共同体”。在经费保障方面，学校优先确保专业集群建设资金的充足性、灵活性以及稳定性。专业集群建设离不开办学理念的顶层设计，该校从师范到理工的性质变化以及应用型的办学定位，都要求学校重新谋划，合理布局专业的数量、规模及结构，最后集群的建设也成为顺势之举。
其三，创新创业生成方式。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伴随知识经济兴起的教育理念，致力于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主体创新意识，满足学生的探究性、实践性，有利于激发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活力。它能提升人力资本，增强学生竞争力。通过普及创业知识、涵养创新能力、掌握创业规范、培育进取精神、锻炼合作行为，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就业人员合理流动的目的。在国家创新系统的构建过程中，作为重要主体的高校和企业需要更密切的合作，而创新创业教育就是纽带之一。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需要各方凝聚力量。一是加强统一领导。创新创业教育仅仅依靠个别组织或人员的作用是难以实现的，需要多部门和多环节的相互协作，纵向上有赖于校、院、系的配合，横向上要形成跨领域、跨学科和跨专业的合力。二是注重内部协调衔接。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是“一体两翼”，专业教育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创新创业教育是专业教育的拓展和延伸。借助于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重构专业课程体系，促使每门课程包含的必修课、实践课以及平台课等都能发挥出创新创业教育的功能。三是依托多样化的平台。创新创业教育必须依靠社会各界特别是产业界的力量，才能真正为学生提供深入实践的机会，如科技园、专业实验室、工程训练中心以及实习基地等都可以作为孵化器，提供学习和研发空间、完成项目任务、分摊创业成本并形成聚集效应。四是增加融资途径。通过设立专项基金、扩充经费渠道、争取各界支持等举措，吸引资金进入孵化器，特别是要重点扶持潜力项目。五是培育创新创业文化。创新创业教育尊重人的探索意识和首创精神，鼓励个体通过创新来实现自我价值。这有利于激发师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但也需要构建相应的评价机制与服务体系，以促进潜能的开发和成果的产出。
温州大学依托地域优势，利用当地民营企业数量多的优势，在产业学院建设过程中以创新创业教育为抓手，引领高校改革。该校秉承“敢为人先”的校训，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作为加强应用型建设的重要路径。围绕创新创业教育，该校成立了校长领衔的创新创业教育领导小组，建立起“学校创业园—学院创业中心—学生创业工作室”一体化管理机制。学校目前已开设各类创新创业类课程60余门，包括创业类基础课(如“大学生创业基础”“创造学”)、区域特色创业课程(如“温州经济概论”“温州企业营销专题”)以及专业类创业课程(如“工业工程与民营企业竞争力”“动漫设计与大学生创业”)等。学校还聘请企业家、高级管理人才、投资专家及政府相关人员作为兼职教授，丰富学生的行业经验。学校与周边企业构建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如与奥康集团、华峰集团等多家单位共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培育创新创业人才。同时，广泛聘请产业界实践经验丰富的人员来校传授课程、开办讲座和对接项目。伴随校地对接的不断深入，学校多方筹集资金保障创新创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既努力争取来自政府的扶持资助，又通过吸纳企业资金争取业界资源，还依靠提高学校知名度来赢得社会捐赠。学校深受地域文化的熏陶以及创业大环境的影响，将制度环境的建设与文化氛围的营造有机结合起来，既尊重师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挖掘其创新创业的潜能，又通过健全的管理机制予以充分保障。
地方院校的转型发展在经历分歧与博弈阶段之后，逐步进入共识阶段，并开始了积极的探索之路。地方院校转型发展的过程涉及顶层设计、科技服务能力、产教融合平台、经费来源以及应用文化五类表征要素，并由此演化出不同的生成方式，其中，产业学院、专业集群及创新创业教育是代表性模式。这些模式既有侧重，又都把握住了转型的核心要义，还呼应了产教融合的改革动向。立足案例去分析转型方式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可以更深入地把握高校转型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其应对策略。在呈现和剖析各要素时，对于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如何互为支撑共同促进高校的应用型改革等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在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进程中，加快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也要求地方院校在转型中不断结合自身优势、行业背景及区域特色，构建更加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同时，已有的生成方式也需要根据校内外环境的变化作出适当的调整与优化，这些都是未来相关研究可以开展的重要方向。
